(本文写于1988年11月，部分观点于今仍有借鉴和启示作用)

去年是"龙年大吉"，但中国人的情绪却坏到了极点。从车祸、空难、到奥运会的纷纷落马，要多丧气有多丧气。特别是关于历史文化问题的讨论、使那么多人"漫酒英雄热泪"，更是悲壮之极。它使我日益感到：现在所说的"文化反思"，往往只是"反过来想"：现在的流行作品，大多只是充满了"流行的情绪"。

01 现代人的"英雄理想”破灭了吗?

有人讲，在历史变革的关头，对旧秩序的不满总是与对一切新奇怪异的追求相伴随。这在我们的下一茬人身上表现尤其突出。

我们这批人是当年的"老插"，论年龄并不比他们大多少，但有人已在谈论我们与他们之间的"代沟"。虽然按中国现在的习惯，我们暂时还忝居"青年"之列，但说实话，在现在所说的"中年人"与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之间，我们似乎与前者有着更多的共同点。我们与后者的差异在于，我们是从文化革命中获得"启蒙"，而他们的"启蒙"却是从文化革命后的开放中获得的，横在两代人中间的短短十年，中国发生的变化太大。

有一次，我和一位法国朋友聊天，他说我们的年龄、经历都有相似之处：他也是从法国"一九六八年事件"中走过来的，和他的弟弟妹妹有很大不同。有个徳国朋友也说，当年他们都把结婚看作"保守"，可现在的年轻人呢，却又把单身看作"保守"。

前两年，有人写过一篇小说评论，曾提出过一个"英雄理想破灭"的问题。他认为我们的下一茬因为"丧失英雄理想"，出了批"多余的人"，大家因为找不到英雄，所以才暂借金庸笔下的大侠"来过瘾。这位作者对我们的下一茬看不惯，也许有他的不少理由(例如他们太"务实"，只顾自己，缺乏社会责任感，等等)。但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"英雄理想的丧失"，并用"多余的人"去指责他们，这却引起了众多读者的不满。

他的说法有两点值得商権：

第一，"英雄"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有(现在，二次大战时期的"风云人物"差不多都已谢世)，也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("乱世出英雄")。虽然历史上的"英雄"以其"个人魅力"凝聚了一定的"时代精神"，足以令人倾倒。比如拿破仑打进德国，黑格尔说他看到了"马背上的世界精神"。但我们都知道，本世纪以来，随着理想主义的退潮，"英雄"崇拜也已衰微，这有深刻的历史原因。一是分工发达和科学进步，使全智全能式的人物和大体系构造日益绝迹，人们更倾向于现代意义的合作;二是社会组织的进步和法律制度的完善，大大限制了个人的活动范围。不仅昔日的草莽英雄难以立足，就是总统和将军也黯然失色。大家只好崇拜明星并靠创造各种"吉尼斯"式的纪录来表现个人。在这种趋势下，如果没有英雄，我们却硬要造一个出来，那只能是"唐·吉诃德"。

第二，"多余的人"是个什么概念?凡是了解一点俄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，那是一种具有时代象征的文学典型，而并不是个贬词。比如莱蒙托夫笔下的皮却林就是个"多余的人"，但作者偏偏要把他叫做"当代英雄"。这样一个文学典型是有深刻意义的。因为对一个"方生方死"的时代来说，真正可怕的并不是"英雄理想"的丧失，而恰恰是"忧患感"的丧失。超然游离于社会之外，迷惘、彷徨，甚至流为狂放或戏谑，这虽算不上"正常心理"，但却是合乎社会"生理机制"的正常反应。从消极的方面讲，它至少告诉了我们应当"不要什么"，而从积极的方面讲，它还可能是形成独立自我意识和深沉思考的前提。

不过，尽管如此，"英雄理想破灭"说仍然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。因为它恰恰触及到了一场新的文化讨论的前提和契机。

02 鲁迅大骂的"国民性"是一个没有时代特征的概念吗?

近年来的"文化热"，有一条主要线索是从逆反于所谓两次"文化断裂"("五四运动"和"文化革命")发展而来。它强调的是弘扬儒学和传统文化的再造，想以一种新的"精英文化"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精神支柱，用以填补"英雄理想"丧失所造成的空缺，并用文化认同来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。

中国的"国民性"到底是什么?这个问题很难回答。因为所谓“国民性"，也像个体性格一样，要由它的"经历"即历史作背景参照オ能理解。中国文化不仅是齐白石、梅兰芳，也包括一贯道、三一教这样的东西。"国民性"是一种民族精神，更重要的是要反映民间思想，反映"阿Q"式的东西。另外，它还有两个面孔："大闹天官"是他，"西天取经"也是他。特别是再加上观察者的心情和好恶，事情就更复杂。比如同样是对传统文化，如果我们也像日本和"四小龙"一样把经济搞上去了，那我们当然也可以像他们一样牛气一下，摆摆传统文化的"合理内核"，吹吹什么"弘扬儒学"。但要是运气不佳呢，我们又不免觉得陷入历史宿命的"怪圈"，感到像"鬼打墙"一样出不来，少不了要大骂传统文化的"劣根性"。

现在国内讲传统文化和"国民性"，至少就年轻人这个层次讲，大家还是以"骂"为主。前几年，中国文化书院开讨论会，我去旁观，年轻人基本上是一面倒，全不赞成杜维明先生的"弘扬"说，反映了我们这里的"文化气候"。

大骂"中国人"，鲁迅是一面旗子。过去在鲁迅研究上，"国民性"的问题一直是禁区。现在，鲁迅式的"国民性"研究兜了一个大圈子，重新又被人们重视起来。这显然是因为鲁迅提出这一思想时的"气氛"与我们现在的"气氛"有几分相似。我们似乎又回到了时代的起点。但是当我们重新检视现时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时，我们却感到，他们对中国"国民性"的刻画，只要一涉及到历史问题，往往都带有现时特有的情绪，充满各种"回溯性差异"。这使我们反省，难道鲁迅所说的"国民性"真的就是一个没有时代特征的概念吗?

从鲁迅的经历，我们可以看出，他所说的"国民性"仍然是有鲜明时代特征的。我们都知道，鲁迅是身跨两个时代的人。他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和最痛苦的时期。当时，中国的传统社会正在走下坡路，而西方人又打了进来。原有的民族矛盾和社会危机，加上外来的冲击，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，使中国人的心理被扭曲，精神上留下深刻创伤。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，各种亲眼看到的"血"在鲁迅头脑中留下恐怖感，构成其文学创作的"情结"。虽然，出于启蒙的需要，鲁迅在批判中国国民性时，总是从我们这一方面去强调它，把它描画成一种"陈陈相因"、从来如此的东西，喜欢用一种"故事新编"的方式去嘲弄它、让我们看历史，而知今日与先前的相似。但尽管如此，我们仍不难看出他所说的"国民性"其实既不单纯是"历史积淀"，也不单纯是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，而是一种双重作用力下，"浓疮溃烂"的结果。鲁迅的"国民性"研究，对内，参照的主要是明代和明亡以来的野史;对外，参照的主要是日本，这和他的经历是分不开的。我们今天研究"国民性"是不应忘记这一点的。

鲁迅葬礼

大约一九七四年前后，我曾反复研究鲁迅的东西，并以此为线索，希望把它扩展为一种具体的历史研究。但是后来，随着研究的深入，我却日益发现，在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畸变的今天，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印象往往都是错误的。例如现在有不少人仍然抱着过时的所谓"亚细亚生产方式"说，拿世界历史学界早已抛弃的"水利社会"说来解释中国历史，以为西方的现代化全是托福于他们没有"大一统"的国家，因此我们的现代化全在于减政放权。其实中国传统国家有很强的管理职能，这曾经是十八世纪西方文官政治初建的楷模，西方现代化的趋势恰恰是加强国家的管理职能;而落后国家要保护自己，防止大换血，造成机体坏死，也要加强国家的管理职能。这是一些性质不同而又重叠交叉的问题，绝非初想那么简单。还有把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的对立曲解为“黄色文明"与"蓝色文明"、"农耕文明"与"航海文明"的对立，这在历史学上也是通不过的。

03 对中国文化激烈抨击的人，往往是自己没有走出先人的幽灵

自近代以来，中国的传统文化就产生了危机，被人押上历史审判台。但这一审理过程却似乎是无限期地被拖延下来。人们尽管一次又一次地为之辩护，也一次又一次地做出判决，但它却始终既不曾被开释，也不曾被处决。总是叫你吊着难受。

近年来有不少作对中国传统文化做激烈抨击。这类抨击从较近的来源讲、可以追溯到文化革命后大家直接感受到的一些东西。当时不少人都觉得：什么反资本主义，其实中国该反的是封建主义。比如王小强的《农业社会主义批判》就是一部代表作。后来，这类作品多起来，逐渐形成一股很大的潮流。即使是一些"学术作品"，背后也是同一心态。比如顾准写了《希腊城邦制度》，表面上是讲希腊，实际上是要点出中国压根儿就没有民主传统：也有些学人则论述说，中国因为缺乏"逻辑型思维"，其实与欧洲科学思想的主流"风马牛不相及";陈平还提出他的"单小农结构论"，埋怨中国人不懂生态农业、吃粮食不吃肉。特别是他们都很热衷于做"停滞"论，想方设法要证明中国走进了"进化死胡同"，是"酒精瓶中的死胎"。

1982，顾准《希腊城邦制度》

所有这些批判，对于警醒国民，认识到我们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。因为过去我们几乎很少留心别人，也很少反观自己，更不会想到二者的对比。

不过，我有一个感觉，上面这些作品，它们表面上虽然非常激进，但却仍然笼罩着传统文化的巨大阴影(与之纠缠不休)。他们过于宿命和自卑，就像服丧未尽的孝子，始终走不出先人的幽灵。他们在心理上是矛盾的，一方面急切，希望中国立刻就能现代化;另一方面又气短，觉得二者之间的距离大到无法填补。从前，我们看不起别人，把别人叫"鬼子"，认为"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"，人家不过是"猴子"。现在这个迷梦被打破，我们又竭尽全力去论述，我们自己オ是"猴子"。而且是"猴子"倒也罢了，他又痛哭流涕，不甘心做这"猴子"。由此引发的一个直接的问题是，它对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和西方文化都充满了误解。这种误解是双重性的。

04 "风水轮流传"——未必

在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上，人们想的总是一个"谁化谁"的问题，即究竟是中国文化把西方文化"化"掉，还是西方文化把中国文化"化"掉。所有各种说法和争论，从"大型"到"小式"，大体上说，早在"五四"时代就一应俱全。这种争论，我想今后也还会持续下去。不过，从以往的历史，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，即这种争论一旦从文化的层面转到实际社会问题的层面，它往往都有一种"内缩"的趋势，即把两种文化的调适转化为一种非常具体的中国内部的问题。在孙中山和毛泽东身上，我们都能看到这一点。但是这种"内缩"的趋势，肯定是一种暂时的历史现象，所以"五四"时代提出的问题，今天又会再度提出来。这些都说明，中国现代化是个长期的过程，中国进行自我反省是个长期的过程，中国人要想彻底摆脱自卑感也是个长期的过程。

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是世界性的问题。有人说，十九世纪是西方文化大扩张的时期，而二十世纪则有一个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"反冲"。这个"反冲"(包括各种"社会主义")，实际上是后发类型国家的一种自我调整和适应，它不完全是被动的。美国历史学家黄仁宇讲，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看问题，应当说，近代以来，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一直很热烈，并非像现在大家的感觉，是一错再错。我赞同他的看法。同样，我们还应指出的是，直到现在，有些恰恰是批评封闭状态的人，他们反而不能从封闭的精神状态下走出来。他们仍坚持认为，中国一直是自外于"世界资本主义体系"的，一直是处于封建状态下的，以为中国不弃绝传统，就不能加入其中。

其实，中国的问题从近代以来一直就是双方面的、不光取决于我们自已，也要取决于国际环境。弃旧图新并不像倒垃圾和讨饭，即使你说中国只剩下一大堆"素质低劣"的人口，那也没地方倒;即使你以为人家的东西再好，人家也不会白给。更何况这里还有一个适应和不适应的问题。

也有人讲，传统文化，中国是顶峰;现代文化，西方是顶峰，将来转回来，中国可能还是顶峰("太阳又从亚细亚升起")这是受汤因比的影响。汤因比对西方文明抱有危机感，这有他的特殊理解，我们不去管。从我们方面讲，中国会不会又成为"老大"呢?我想，这个问题是很难肯定的。也就是说：事无定局。

一般说，历史也像打牌一样，既有牌运，也靠技术。它总是给人们以机会，但机会要靠人去选择，而且每一步选择都将影响到下一步选择。以往的历史昭示我们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，这种选择往往会凝聚化，只有两种可能。这两种可能在当时看来往往是截然对立，但就历史的长远趋势看，又有对称性或同步性，实际上是相似选择。真正能够异于这种"相似选择"的"第三势力"是很难存在的。你打出一张牌，现在后悔了，说是我要把牌收回来，换一张就好了。这个想法也许不错。但你要把牌拿回去，人家就也要把脾拿回去，而且不能是你把一轮又一轮的牌都换掉，可别人的牌却不动。这和自己同自己打牌又有什么两样?所以这里关键是，一个个别条件的假设，需要有一系列条件即整个系统的假设。

历史是不能逆转的，其原因就在于选择不可逆转。而未来的难于预料，也在于其结果还有待于我们选择。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，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，仍然那样虚无，我想，中国就永远也走不出他们所说的那个"怪圈"。

一九八八年十ー月

本文节选自

《放虎归山》